马丹丹评《沉默的皖北》｜从淮北看见皖北

发布时间：2026-07-15 01:43:10 来源：威能网 作者：热点

《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郑宁著，丹评的皖中华书局，沉默2026年1月出版，淮北350页，皖北68.00元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九，马丹曾国藩核心幕僚赵烈文，丹评的皖号能静居士，沉默在近距离观察捻军战局的淮北日记中写道：“捻匪器利技精，马骑千群，皖北发如飘风，马丹集如骤雨，丹评的皖然凶滔恶虐，沉默无自成之心，淮北是皖北足以乱我而不足以病我也。”（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129-130页）能静居日记的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捻军纵横淮北的强悍战力与流动作战特征，却尚未触及叛乱背后的社会与生态根源。若将视野拉长、范围拓宽，可见淮北一地的叛乱传统，早已被后世学者置于生态环境、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的长时段结构中加以审视。

淮北从广义上来说，是淮河以北的地区。在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者（1845-1945）》中，将皖北定义为狭义的淮北。在她对淮北叛乱的背景考察中，生态占据了一个重要视角，与生态密切相关的是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以及捻军为生存而发起叛乱的动因。尽管不刻意强调皖北，将皖北划入淮北的版图，不过正是叛乱，让读者跟着裴宜理溯源的脚步看到皖北农民在不稳定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样貌：农作物产量低下，缺少有效的灌溉系统，租佃程度低下，商业活动落后，泥土建造的墙体开裂的房屋，主要的食物是高粱和大豆，天气暖和的时候，农民蹲在外面吃着简单的饭菜；在天冷或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待在家里，坐在高粱秸秆堆上（裴宜理：《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28-52页）。捻军叛乱持续半个世纪，皖北乡村出现大量的圩寨——她转述吴寿彭1930年对淮北风景的描述：“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刮风、干旱、泥泞，以及树立于泥土地之上的名副其实的泥土堡垒。”（同前，105页）在葛希芝的《中国“马达” ：“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中，尽管淮北不在她划定的四个区域之内，葛希芝还是注意到了江北和淮北，她给这一带添上寥寥几笔：淮北是暴乱和匪患的发源地，江北的贫困以及这里时常处于暴乱状态的民众以及漫长盐碱带（葛希芝：《中国“马达”》，马丹丹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4页）。大运河的修建对地貌的改变程度是如此之深，使得这种分布接近新月地带的弱TMP/弱PCMP模式——国家版图中“汉化”程度最低的部分。

裴宜理著《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者（1845-1945）》

葛希芝著《中国“马达” ：“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

这一定位与淮北在帝国版图的治理方式发生极大的偏差，在马俊亚的长时段考察中，我们发现，淮北乃是财富最贫瘠的地区，而帝国的压榨丝毫不手软，其贡赋负担甚至大于江南富庶地带。在马俊亚深入细致的生态长时段视角下，我们发现，裴宜理所描写的淮北农民叛乱的根源——根植于淮北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乃是明中期以后的人为所致。从晚明潘季驯修筑高家堰“蓄清刷黄”之始，帝国投入连续不断的水利工程，洪泽湖水位抬升，淮北地区成为黄淮水患的直接承压区，湖河溃溢、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成为常态，民生凋敝。自康熙年间修筑高家堰二百年后，伴随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叛乱从贩卖私盐的小股利益冲突中顺势爆发，扫荡淮北，横卷豫西南，过境鲁西南……编织进裴宜理的叛乱叙事。将这三位学者的视野汇集到淮北，无论是二重性生产方式的竞争关系还是长时段下生态与叛乱的因果关系的厘清，淮北均以笼统的整体被不断强化，无论是被牺牲的局部还是刻板印象的“叛乱之地”，淮北的两种叙事实际上又在相互呼应，这样一种呼应关系，让葛希芝一度以为帝国榨取剩余的贡赋铁腕绕过了贫瘠的淮北。在这些关于淮北的简略回顾之后，郑宁所著的《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出现了。

《沉默的皖北》价值在于，它从高度同质化的淮北地域中识别出了皖北这一略显差异同时又极其另类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和淮北其他地域一样是被牺牲的局部，如果它是捻军叛乱的源头，那么它可能是“强国家、弱社会”最为适宜的关系对应。五百余年的超稳定治理，铸就了皖北民众对恶劣生态环境的驯顺，叛乱只是皖北民生耐受力濒临崩溃的一两声呻吟，“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只是这种两极化治理形态的结构性导向，其制度优势在于“贫穷且稳定”。

作者将这种治理模式概括为“低水平治理”，这一视角极具穿透力，它将皖北从高度同质化的淮北版图中摘出来，追问皖北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为何同是被牺牲的局部，为何又连牺牲的资格都没有，为何支持不住突然爆发的呐喊与吼叫又被看作是叛乱传统的再生产，祖祖辈辈的隐忍成本去哪里了？这种忍受生态和治理双重苦难的耐受力难道一夜之间蒸发了吗？当作者用“沉默的皖北”指代的时候，这一说法不由让人联想起格尔茨在爪哇农业内卷化中从农民消化、忍受二元经济慢性腐蚀提炼出的生存伦理——“共享贫困”，即面对生存资源匮乏、人口增长的压力，人们如同相濡以沫的鱼儿一样，将口中不多的口粮分享给那些没有口粮的亲人、邻居和村民，其目标是活下去。如果不同于“共享贫困”精神，那么在淮北板块里略显差异又格格不入的皖北另类特性是什么呢？通过仔细阅读《沉默的皖北》，我发现是不稳定生态环境与低水平治理相互匹配的政治经济环境，再加上帝国的“强国家”投入——与凤阳财力不匹配的帝都工程、皇陵在泗州等都城附近的分布，以及庞大近乎臃肿的卫所设置，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出现土民与编民、民户与军户在总体生存资源匮乏的前提下进行的差异化竞争，哪怕土民和编民的赋税负担有着轻微差异、军户与民户的经济待遇有着轻微差异，在绝对贫困的生存境遇面前，这种轻微差异构成了你死我活的制度优势。郑宁称之为“低水平挣扎”，它推动皖北编民流失的移民结构变迁和卫所军户的科举中兴，它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但历史的玩笑在于它并非线性前进，而是挣扎着回到原点。经过数代人的积累，通过科举阶梯，至明中期，军户出身的皖北官僚、缙绅通过联姻和社交等关系网络，集结为皖北重要的士绅阶层，发育出中间层，有助于皖北社会趋向自组织的活力。如果明中期的中间层发育过程接近葛希芝按照祖产、产业经营获取利润的程度所分类的宗族类型Ⅱ（拥有一些祖产，但与葛希芝设定的强TMP/强PCMP对应的长江流域不符）。既然产业稀薄，就把有限资源投资在子弟读书上面，将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那么经过明末的战乱浩劫，宗族类型Ⅱ倒退至类型Ⅲ（没有可出售的生产资料，同样与强TMP/弱PCMP对应的华北平原不符），不但建构宗族的大业未完成，家族历史也无从追忆，演变为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弱宗族（宗族类型Ⅱ与类型Ⅲ的论述参见《中国“马达”》，185-187页）。郑宁关注的皖北中间层的发育受阻与马俊亚的观点“淮北没有自为的绅士阶层”（《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140页）认识一致，不过对皖北“八大家”或“四大家”兴衰的关照更加细腻。

马俊亚著《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

生态与治理孰轻孰重，在承认生态也是治理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显然郑宁将治理放在重中之重。他发现帝国对皖北的重视与投入凝结为包裹了黄恩浩荡的结构性暴力，包含了逃避、推诿、拖延、吃瘪等种种复杂情绪，一方面是多头行政之间的摩擦，即一个屋檐下的卫所纠纷，随着卫所在明中叶的衰败，卫所退出地方治理，但又不降低自身施加于地方的利益诉求，倒卖屯田、拖欠赋税、与民争利等种种猖狂做派，依仗自身“国中之国”的权势，几乎是不服管又管不住的“法外之地”，让地方官员苦不堪言又尾大不掉；另一方面是帝国在皖北打造的帝都和皇陵等神圣空间，让漕运和祖陵构成一种纠结，也就是说，口里把祖陵放在首位，但实际又力保漕运，高家堰修筑后意味着泗州放在漕运的枢纽地位，那么泗州周边的水患风险也在提高，淹没泗州周边不足挂齿，但淹没泗州祖陵的几棵树就惊呼不已，紧急查看，不得怠慢。帝都修建虽是半成品，不过其规模和奢华程度与凤阳行政财力严重不相称，五十年后城墙损坏，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保护帝都的外城墙迟迟未能修建，从1473年上奏提出修缮凤阳城墙的请求到明末城墙几乎完全倾圮，讨论了漫长时间，朝廷嘴上说“尽快修”，但就是不拨给修筑城墙的粮款，地方官员力主修，就是筹不到“丰年”的修城粮款，而且朝廷通过赋税、军役等方式，实际上汲取了凤阳地方的主要资源，使本就贫弱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难以集中。怀揣“外围拱卫帝都”的侥幸心理，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明末1635年“凤阳之变”。低水平治理对应的是帝国解决危机的神速行动——当年十二月就实现了“城凤阳”。

多头行政的摩擦、公共产品刚性支持不足还是强国家的内耗范围，导致地方权力薄弱而分散，那么中央权力介入的两面性让地方不得不囫囵吞咽。兵备道和府通判在颍州的设立，使得颍州地方官员依靠兵备道干预卫所纠纷，缓解军民分治的困扰，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增长，享受到垂直权力的红利，另一方面垂直权力长驱直入，有可能向吞噬民变的横暴权力发展，意味着像清查隐匿土地这样的政令，即使损害地方利益也能够有效推行。明末秩序崩塌，地方州县一方面依赖官兵抵御农民军和土寇，一方面又无法约束驻扎军队乱纪，官员、士绅、百姓不得不忍受官兵的索求与敲诈。“官强民弱”的局面是明清两朝皖北社会的权力格局。“这种‘官强民弱’的格局，既是权力塑造的结果，也是官与民‘双向奔赴’的产物。”（193页）于是，低水平治理的第一个含义引出，依赖行政权力管理地方、消除不稳定因素，虽然简单，但有效。依赖行政权力的好处是强制性的社会动员容易发起，但也增加了试错成本。这种依赖已经通过“信仰的制度化”而内化，正是由于长期服从权威的惯性，当制度崩溃时，这种惯性依然存在，饱受农民军、土寇和军队哗变一层层扒皮蹂躏，皖北百姓官员“打开城门，迎接清军，投靠清廷，对清廷没有抵触情绪”，读到这里时，为之一震，戏剧化效果太过强烈。对于皖北而言，对大明的忠诚不是一种节操或气节，而是服从权威的惯性使然，对一个更强大的王朝国家结束暴力和混乱的“救世主期盼”。作者重复道，明初到清初，皖北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没有变化，“官府是主导皖北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280页），兜兜转转又回到老路。如果按照内卷化的反发展设定，皖北的倒退性循环颇为符合内卷化的运动形式，它和爪哇农民“共享贫困”不同的是，在资源匮乏和地广人稀的不稳定生态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低水平挣扎是相互竞争性的，看谁能从权力寻租中分得一杯羹，谁就能出人头地，把他人踩在脚下，这种相互竞争是掠夺性的，而非再分配层面的拉平。

与重视的纠结相关联的是长期的忽视，最为鲜明的当数“保漕保运”核心利益驱使下对其他局部的牺牲。高家堰的修建拉开了马俊亚的淮北叙事的序幕，在郑宁的皖北著作中却是到第十三章才姗姗来迟。皖北地处“黄河夺淮”的中上游，泗州处在漕运咽喉的边缘，当水患向四周蔓延开来时，帝国默认了民生的牺牲，即民生的牺牲已经离开帝国的注意力范围——“黄河夺淮的危机离开了皖北，朝廷的关注也随之彻底转移”（304页）。明中期以后还因为帝陵被卷入其中淹没了几棵树而拉响警报线，进入清，明帝陵在皖北的干扰项被移除，对皖北的忽视更因为注意力中心的转移而沦落到被歧视的境地，在水患面前，清廷对苏北和皖北差异化对待的态度显露无遗：对苏北积极赈灾，皖北却遭遇了“冷脸”，且两江总督公然偏袒苏北。这也就是郑宁所说的“皖北其他地方甚至不具备为王朝‘牺牲’的资格”（338页）。“民弱”与天灾的耐受力增加相互加持。爪哇农业内卷化伴随苦痛的适应是慢性的、无觉的，与“白白承受苦难（suffered nothing）”不同的是，皖北的沉默是在被忽略与被歧视的境遇下被迫的沦落。从国家统治视角来看，沉默的皖北更符合国家低成本治理的目标。由此引出低水平治理的第二个含义，汲取资源的同时压制地方诉求，进而以最小成本治理皖北，这是最经济、最省力的模式（参见郑宁在“中华书局1912”公众号2026年2月2日的发文）。

皖北的低水平治理持续五百余年，官强与民弱不可或缺。格尔茨将二十世纪发达的租佃关系渗透的、土地所有权无限切割的低地爪哇村庄，称为“后传统”村落，其伴生的心态是倦怠的、机械的、无生气的。与之相较，皖北低水平治理相伴生的是“贫穷且稳定”的心态：愈发顽固保守、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浪费资源。在极度相似的沉沦精神中，不同于荷兰殖民者在爪哇推行的隔离农业与殖民经济的二元经济，低水平治理模式是帝国重视与忽略交互的国家机器在皖北的发明。重视与忽略交互作用，用精致而奢华的国家制度设计，实现与皖北现实的剥离。正是这种剥离，造成一种好像很重视，但实质又看不见地方的疏离与漠然（indifference），正是权力的若即若离、虚与委蛇，让地方的沉默不仅仅是失语的结果，即无论怎么哭喊都听不见，也是自我消解的过程，既然试图引起注意力的哭闹被喝止被打压，那么如何在倒退式循环的长链条中不过多消耗精力，就是低水平挣扎的一种“环保”生存方式，即皖北官员痛斥的懒惰民风。这显然是民生被低水平治理逼迫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值得注意的是，低水平治理与节省治理极其容易混淆，因为二者均指向经济、省力、不费钱的。不过性质却大相径庭。后者更趋向制度因地制宜的自我简化，前者却有如“钝刀子割肉”，没有希望地重复昨日。

也许正是大明帝国在皖北布下的重视与忽视交织的重重迷雾，让葛希芝悉心构建的贡赋制与小资本主义关系消长的理论指南针在淮北遭遇了失灵；而今通过郑宁的《沉默的皖北》，或许可以对其矫正一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22BSH149]阶段性成果）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马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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