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皖北五百年历史经纬——评《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

发布时间：2026-07-16 20:13:18 来源：威能网 作者：休闲

《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

郑 宁 著

中华书局

郑宁新著《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探讨明清时期以凤阳府为中心的皖北皖北安徽北部地区，如何从“壮丽帝乡”走向衰落的百年历史过程。这是历史一个典型的史学问题，但对于作者和许多读者来说，经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评沉直接原因更可能是现实中的好奇和困惑，也就是默的明清安徽人经常会被外省朋友问起的：“安徽算南方还是北方？”“安徽南北怎么这么不同？”

郑宁是蚌埠人，那是治理皖北的中心城市，按照本书后记的地方说法，他在“十余年前，钩沉国最早选择‘皖北’这个题目，皖北皖北很大程度上是百年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感情。”随着研究的历史深入，热爱故土的经纬他开始正视皖北的过往，想搞清楚造成明清皖北“高开低走”的评沉自然和人为因素有哪些？以及这些因素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发生作用？而对于我这样在皖南出生长大的读者而言，也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在人到中年时重启与那片——我不甚了解但应该去了解的——土地的连接。

任何基于学术研究而产生的著作，包括面向公众的写作，都应当有认知的创新。书名“沉默”一词，便是作者给出的一把打开皖北历史之门的钥匙。作者将皖北定义为“沉默”之地，与地理和人口特征无关，而是要揭示皖北在明清国家体系中所处的边缘化地位，这时期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与其交通优势和往昔荣光皆不相符；此外，就学术研究现状而言，皖北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且不说与研究成果积累丰厚的江南、华北相比，即便与同处淮河流域、风貌相近的苏北也不能相比，由于存世的地方文献有限，针对皖北的专门研究也很少。作者的态度是重新检视明清皖北，其所谓叛乱频发、民生凋敝的历史属性并非“生来如此”，皖北历史还有许多其他面向，这些在当下的史学叙述中是缺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宁是在替家乡发声，要讲述那些“沉默”的往事。

《沉默的皖北》编织经纬，以明清五百年的时间脉络为主线，以凤阳、泗州、颍州地方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其间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和关键性事件，探究其中关联的利弊纷争、权力博弈与民生抉择，所述的情节环环相扣，描绘的场面波澜壮阔。从正文十四个章节的设置情况来看，作者的视野十分开阔，尝试触及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生等多个议题，具体内容包括中都的兴建与管理、移民变迁与社会构成、治水的经验与教训、卫所与官府的关系、科举与文教的发展、豪强大族的生长与败落、地方文本写作中的人物塑造等等。作者像一位导演，对纷乱的材料进行量体裁衣，根据每一章节的主题，让皇帝、朝臣、卫所官兵、军户、知府知县、四乡百姓、农民军各色人等轮番登场，成为不同阶段的叙事主角，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如同观看了一出急缓有致的历史大戏。

书中的亮点很多，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作者深入探讨了明代设置在皖北的卫所与府县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卫所是国家层面统治逻辑的产物，承担国家运转的重要任务，府县官民旨在维护和争取更多的地方实际利益，这正是书名副标题“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的立意所在。皖北并非边疆，少有成规模的战事，但由于明初立中都凤阳府于此，“壮丽帝乡”需要雄兵拱卫，因而设置了密集的卫所，繁衍出人数众多的军户。但是，这一体制设定非但没有给皖北带来多少益处，反而造成积弊。作者通过分析若干案例，对卫所与地方的关系展开多层次讨论，在许多章节里成为叙述的逻辑主线，形成了一个核心研究视角，可谓抓住了理解皖北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庖丁解牛，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例如，书中通过对明代泗州与泗州卫长期冲突这个完整案例的分析，点明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运行的脱节。作者切入当时的政治军事体制进行结构性分析，指出卫所的核心职能是承担漕运等关乎国家秩序运转的要务，巡抚等大员最在意的不是地方上的军民纠纷，而是国家任务能否完成，也就是说，卫所是向上服务的，而不是要给地方做贡献，因此两者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在百余年间无法找到满意的出路。再如，通过对颍州科举成绩的观察，作者发现军籍科举成绩明显占优，这和周边地区大不相同，结论是由于军户经济上具有相对优势，而世袭武官家族更有机会利用卫所体制套取利益，看似相异的武人身份反而成为其子弟投身举业的重要助力，这些历史读者可能会觉得实在有悖于常规想象。总而言之，本书的研究深刻揭示出卫所对于明清的皖北来说，其存在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层面，而是持续参与塑造皖北社会，并最终成为地方特质的组成部分。

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角度来思考问题，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进行追问，也可以说，是从常识出发追问。例如，只阅读官修文献的话，后人会发现明代规定凤阳、临淮两县百姓世代无须承担赋役，这简直是天上掉宝，然而事与愿违，那些被朝廷从重赋之地江南迁来的民众千方百计要逃回老家，“帝乡”生活成为“江南富户的噩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局面？书中的研究表明要注意区分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它们是两回事，这让人想到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倡导的“活的制度史”研究。能享受到这份皇恩的人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这样的人能有多少？

在收获许多新知的同时，我也感到本书对于所涉问题的研究犹有剩义，也许是因为我还想从书中获取更多。在我看来，对于皖北这片冲积平原来说，淮河、黄河包括运河的影响无论如何估量恐怕都不为过，水形水势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这里的文化底色。尤其是皖北的母亲河——淮河，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条大河有过淮河这样的命运——它失去了下游！当然，历史地理本就是作者从事的研究领域，本书不可能忽略这一点，书中有两节专论水利工程的得失，但是在其余章节的叙述中少有提及。明清皖北社会的大事小事，离合悲欢，毕竟都在具体的时空中发生，除非读者对皖北地理了然于心，否则阅读这些事件时很难产生实际的空间感和物质性体验。本书另一个着眼点是“明中都”，近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持续进行考古发掘，其形制规模和兴废过程日益清晰，已经产生了许多超越以往单凭文献所知的新认识，遗憾的是本书对此没有加以吸收。再者，如前所述，书中较多揭示了卫所与地方对立的一面，然而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必然也会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一面，他们都是皖北社会共性特征的参与者，作者没有太多着墨于此。另外，本书尝试在明清五百年的长时段里审视皖北，富有抱负，但由于书稿脱胎于此前研究明代淮泗地区的系列论文，重心明显倾向于明代，对于清代部分的讨论失之简略，难免给人篇章结构上的疏离之感，一些结论似可再做推敲。

（作者：耿朔，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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